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有别于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具有明显不同的时空背景、价值目标和实现路径。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既有各国农业现代化的共性特征，也有自身特色，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全球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完成的，而我国推进的农业现代化，要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去实现。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最重要体现，也是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基础。从实践看，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从根本上保证了广大农民平等享有基本生产资料，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具有广泛适应性和旺盛生命力。当前，我国农业的内涵功能、要素投入结构、外部条件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需要适应新形势新阶段要求，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强化农业经营模式创新，进一步丰富双层经营体制的内涵和实现形式，激发农业发展新活力。

　　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多，人地关系比较紧张。这里，人地关系又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从资源占有量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小，人地关系紧张程度要远高于其他国家。尽管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的人地关系也普遍紧张，我国却尤为突出。另一方面，从功能角度看，农村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同时还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关系到乡村社会稳定，人地关系调整及与其他要素的自由组合配置受到一定约束，进而影响到农业要素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像我们一样需要满足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超大规模人口引致的超大规模农产品需求，决定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必然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由此，要在超小规模经营基础上有效满足超大规模农产品需求，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可想而知。

　　与主要发达国家通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来推进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的伴生发展过程。从历史看，还不存在一个人口大国在工业化、城市化同时推进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先例，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极具特色的时空背景。也要看到，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存在依存关系，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可以并行不悖。如果能够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有效同步起来，必将创造全球农业现代化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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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任何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区域资源禀赋差异，但我国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也少有。我国国土广袤，地形地势复杂，不同地区水土资源、气候资源、物种资源等存在很大差别，农业生产地域特色鲜明，呈现出多层次性。这决定了各地区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将是多种多样。同时，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农业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为此，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可能齐头并进，必然是以多元化模式推进的，实现现代化的时间会有先有后、程度上也会有高有低。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化，这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逻辑的农业现代化模式大为不同，而后者往往带来的是贫富分化、小农户破产甚至消亡。作为一个大国，如果没有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也不可能有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没有农业现代化，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也是不完整的。因此，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农业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特色所在，也是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

　　结合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历程看，制度供给、技术进步和市场建设等长期发挥着主导作用，构成了驱动农业现代化的主动力因素。

　　在宏观战略层面，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改革开放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再到新时期确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我国城乡工农关系总体不断优化，其实质是国家战略导向下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和结构的系统性转变。由此，不仅改善了资源要素长期从农业农村净流出的局面，同时也提升了城乡之间经济循环的畅通性，带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活力释放。

　　在农业政策层面，以全面取消农业税为标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实现由“取”到“予”的根本性转折，我国农业政策从过去被动式调整转向主动为农业农村设计政策，以农业补贴为核心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相继出台，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带来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催生出诸多新业态新模式，乡村产业发展边界不断拓展。

　　在制度改革层面，改革开放初期赋予农民生产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积极性，增强了农业自我积累能力和发展活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重大改革的推进，有效激活了市场、要素和主体，畅通了城乡要素流动、商品流通，成为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的动力源泉。

　　进入到新发展阶段，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将更加取决于宏观战略导向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农业政策的优化调整和改革的纵深推进依然是重要的制度动能，但城乡改革的整体性、联动性、协同性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的改进，推动我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达到相当高的均衡水平；而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形成和大规模推广应用，打破了技术滞后的低水平均衡，我国农业告别了“靠天吃饭”“人扛牛拉”的传统生产方式，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极大飞跃，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业绿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创新呈现以下几个演化态势：一是适应农业产业链延伸拓展，农业科技从“点”上创新向链式创新转变，即从生产环节的技术创新转向种养加销、资源环境等全过程全要素全链条技术创新耦合，提升了农业附加值；二是农业科技从聚焦“量”增向实现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转变。尽管过去高产品种、现代化学投入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进步，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带来农业产出的较快增长，但同时也造成耕地质量下降、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资源高效利用等技术的创新和推广，促进了重要农产品产量增长、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统一。三是农业技术创新从粮食领域向大农业拓展。适应食物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要求，在强化粮食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农业科技创新逐步向大农业领域拓展，促进了农林牧渔业的协调发展。

　　未来，科技创新依然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多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农业技术集成创新，科技与劳动力等要素的有效配置，将推动传统农业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高度的市场化水平，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对城市和农村都是如此。市场化建设过去是，将来仍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动能。农村是公认最早引入市场机制的领域，农民率先进入市场，市场化一直引领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过去40多年来，我国农业市场化改革走出一条渐进式道路，将传统农业逐步带入现代市场经济轨道。作为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市场体系，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相比而言，一些发达国家推进农业现代化时，市场体系已经比较成熟，产品和要素定价机制也相对健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是在农村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发展不充分的背景下推进的，需要探索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路径，进一步强化农村市场化建设，加快推动农业向市场化、社会化的大农业转型。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决定的主要发展任务有明显不同，而现代化则是在不断破解社会矛盾中前进的。

　　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人地关系紧张，供需规模巨大，环境约束不断趋紧，在这样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兼顾的目标必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包括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稳步增收、维持乡村稳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等等。这些目标既具有统一性，也有矛盾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水平下，统一性和矛盾性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客观来看，实现上述多元目标有效兼容的难度在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一系列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重构了农业生产激励机制，由此带来农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然而，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比较效益走低，现有生产激励机制的作用在减弱。具体看，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分”的激励作用逐步衰减，农业补贴的边际效应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市场化建设水平不高，要素和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农产品流通尚未充分体现优质优价的市场特征。不论是政策激励还是市场激励，持续性都面临一定挑战。

　　通常我们衡量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可以采用比较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即该部门产值比重同在此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据此测算，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还不高，与其他部门存在较大差距。到2021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为0.32和1.36。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提高不快，造成工农两部门劳动生产率不能有效“收敛”，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还不高，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而成为城乡差距难以根本缩小的关键原因之一。

　　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一个封闭体系中进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等交织，全球化红利逐步消退，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安全运行面临较大挑战，加大了我国依靠进口调节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余缺的难度。同时，随着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我国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成本优势逐步削弱，一些重要农产品出现国际国内价格“倒挂”。如何有效应对国外农产品的冲击，妥善处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的关系，是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的重要挑战。

　　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农情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以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首要目标，守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统”与“分”、开放发展与产业安全等重大关系。

　　不论过去还是将来，制度供给对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而言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作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必然是相关制度成熟化定型化的过程。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多深层次复杂问题，对制度供给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应从三个方面加快构建起更完备、更稳定、更有效的农业制度和政策体系。其一，加快推进政府与市场关系法治化。其二，强化农业支持政策效能。其三，加强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项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改革举措。由于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差异，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应该分类施策。第一，劳动力要素是最活跃、最能动的要素，应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动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第二，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拖不得，但也急不得，既要积极进取，也要审慎稳妥。第三，资本是农业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生产要素，要通过财政、金融、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为“三农”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第四，要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培育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种业振兴，夯实农业设施装备条件。

　　（三）经营形式多样化：推动多种经营共同发展，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未来可以从两个层面拓展：一方面，着力解决好将现代要素导入小农户的问题。通过加强利益联结机制建设，提升小农户经营能力，促进小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另一方面，探索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路径。各种经营方式不是孤立的，需要打破共同发展障碍，加快探索共同发展形式。比如，部分地区积极发展农村集体混合所有制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资产资源参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或经营稳健的工商企业，或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实现了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共同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可以针对多种经营共同发展模式创新，按照试点先行、观照全局的原则，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营造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其一，聚焦人、地、钱、技等关键环节，构建系统性、常态化政策支持体系，破解用地、融资和人才等痛点。比如，围绕“用地难”问题，应加快落实单列一定比例建设用地指标支持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推广部分地区“点状供地”经验等。其二，聚焦降低农村产业融合成本，推进道路、电网、供水、供气、物流、环保、信息、应急保障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健全农村产业融合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产业融合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规划、项目信息、融资、土地、建设运营等综合服务。其三，聚焦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建设。遵循把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的原则，加大对紧密型利益联结模式的激励和补偿，强化违约处罚或规制，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积极引导构建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对农业的转型发展无疑将产生重要作用，而事实上已经在农业要素配置、生产组织、产业形态、产品流通等方面显现出变革性影响。加快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要依托数字技术推进农业实体性要素变革。生产力是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交互作用下形成的，数字技术的深化应用，只有在促进农业实体要素变革的情况下，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构建新的农业生产关系。数字时代的生产力需要数字化的生产关系与之匹配。为此，可以结合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入手，利用数字技术来革新农业生产关系。

　　文章来源：涂圣伟，《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经济纵横》2023年第1期，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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