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无法回避农业现代化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具体走什么样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以什么方式来推进农业现代化，往往由其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决定。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的“串联式”来推进现代化不同，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我国必须依靠“并联式”发展同步推进，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依存、互为支撑。如果将工业化看作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过程，则农业现代化本身就是工业化的重要内容。但如果将工业化狭义理解为发展制造业，就容易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彼此分割而难以同步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发展，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客观地看，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使农业现代化受到一定影响，这是由当时我国国情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农关系逐步调适，并朝着更加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加速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同时改革效应不断扩展，乡镇企业成为生机蓬勃的经济新生力量，农村工业化由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释放出来，源源不断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低成本的工业化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工业化加快发展，反过来又为农业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要素循环、商品交换更加顺畅，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相互支撑、有效协同的局面加快形成。

　　当前，我国正在向新型工业化转型，农业现代化的势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断蓄积后，随着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入加速推进阶段。促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协同发展，一个关键着力点是优化产业部门之间的要素配置，特别是将工业化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物质装备、社会化服务等工业化成果更加广泛地应用到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中，全面提高农业生产率。此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有很大发展潜力，多功能性开发也有很大空间，要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协同发展的有效结合点。通过加强融合主体培育、有效市场建设、基础服务体系构建，全面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向。如果就此认为，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甚至认为城镇化会消灭农业农村，又或农业农村将越来越不重要，就难免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谬误。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即便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我国仍会有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这决定城镇化建设不能以荒芜的乡村、萎缩的农业为代价，推进农业现代化也不能通过简单地限制城镇化发展来实现，二者应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现实地看，如果依然延续传统城镇化模式，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而不断汲取农业资源要素，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很难协调起来。为此，必须加快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型。高质量的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具有更强的共生关系。我国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超小规模经营且面临资源紧约束条件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如果城镇化质量不能加快提升，农业人口无法有效转移、有序落户，就很难腾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空间，农业边际产出和收益就难以提高。同时，没有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保障，高质量的城镇化也很难推进。无论是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消费需求，还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运行，“三农”的“压舱石”“稳定器”作用都极为重要。

　　当前，促进农业现代化与高质量的城镇化协调发展，核心依然在优化人地关系，实现城乡人口流动与土地权益流转的高效匹配上。一方面，完善“人地挂钩”相关政策，健全农户“三权”市场化退出机制和配套政策，让有意愿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后顾之忧地进城落户，有序有效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健全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让更多人才投身农业。此外，发挥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纽带的关键作用，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为城乡要素跨界配置、产业协同发展提供重要载体。

　　主要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后才进入信息化阶段，而我国农业现代化在加快推进阶段就迎来信息化大发展，这为其赶上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提供了重要动能。回望历史，前几次科技革命最先引发工业体系的颠覆性变化和城市物质空间结构的巨大转换，然后再向农业农村领域传导、渗透。与此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了时空距离，让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几乎同时、同步享受到技术进步红利。

　　从实践看，当前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千百年来我国传统农耕场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推动了农业生产智能化和经营网络化，促进了农产品供需精准匹配。甚至在改造传统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方面，信息技术也展现出积极作用。反过来，农业发展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提供了广阔应用场景，包括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农业现代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可以从两个层面进一步拓展。一方面，只有在促进农业实体要素变革的情况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生产力。为此，应加强数字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全过程的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加快数字化终端设备普及应用，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素质素养，促进农业资源空间上的优化配置和时间上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生产力需要数字化生产关系与之匹配。应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来革新农业生产关系。比如，依托电商“反向定制”等塑造农业生产组织新模式，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总体看，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世界范围内，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而忽视了农业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真正实现现代化。只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同步发展，才能更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贝博ballbet官方app下载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